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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人生怎么规划啊天!

归档日期:11-25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卑而骄之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我200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某大学的,读的是信息管理专业。毕业后跟随爱人来到武汉发展,准备一展身手。可谁知,武汉的就业机会少的可怜,大部分是些私人小公司,有几个比较大的生产企业...

  我200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某大学的,读的是信息管理专业。毕业后跟随爱人来到武汉发展,准备一展身手。可谁知,武汉的就业机会少的可怜,大部分是些私人小公司,有几个比较大的生产企业也大都是法国企业,进去的条件里都有要法语好的。

  我是个女性,学校里的时候英语成绩还好,算是比较顺利通过了六级,计算机也考了个三级(当时也就是考证热),毕业前跟同学一起准备过考研,当时选的学校和专业不是很好,又是个管理专业,初试的时候专业课比较容易吧,总分也考了335分,在同学中算是高的,初试通过了,但是复试当时因为一心想来武汉,而且也觉得自己当时选的专业和学校太唐突,即使考上了也没啥前途,所以有些放弃,没好好准备,复试算是失败了,当时学校准备把我调剂到别的一个学院里读研,我没有考虑就直接来了武汉。当时准备自己先干两年再考研也不迟。

  哪想到来到这以后,发现就业形势非常差劲。因为消费水平低,工资水平也低的吓人。和我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大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混,一抓一个都是个大中型企业,知名的不知名的,也好歹一个月三千块。

  我来到武汉,由于心气比较高,一直就业不顺利,不想做销售,也没有信心做好。技术方面(计算机)也不在行,就仗着个英语还可以,有个计算机三级证,可武汉你并没有能用上这些的。折腾了两个月,找了份报社的行政工作,后来也掺和到编辑工作里,也好歹见识了一下文化人的生活。没用上本专业和自己爱好的,还是不甘心,后来又在几家私企做过一段时间,工资水平是逐渐低下啊。

  想考研,想复习,可是有的时候真是力不从心,每天下了班回来还要做家务,算账,计划用钱,等等。失败的我啊,中间有几次想考教师资格证,因为户口的问题,不能报考;想考公务员,可后来又觉得希望不大,都没折腾成,唉。

 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,要是有高人给我指点一下就好了。 为什么我就混不出个人样来呢?我渐渐堕落了,我最近发现我渐渐失去了我的斗志,这一点让我觉得异常恐怖,跟社会脱离太久了,太空虚了我,帮帮我吧,神!展开我来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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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展开全部什么是人生规划?是指一个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,根据眼前的机遇和制约因素,积极主动地确立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、奋斗目标,然后为达到这一目标而确定行动时间和行动方案。

  人生规划的正确与否,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毕生的成败。而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,一个人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规划以立身处世,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历史上的魏、蜀、吴三国时期,就是一个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,“智者恃谋而立身,勇者恃力而行道”,能够脱颖而出、名垂青史的,如贾诩、荀攸、诸葛亮等人,都是正确把握了自己人生规划的高手。但三国群雄之中,称得上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得最完美最精彩的,笔者认为非魏国的司马懿莫属。

  司马懿是三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。如果没有他,三国纷争的历史大概不会那么快就结束,也许还会再演绎数十年;如果没有他,大晋王朝顺应民心的统一大业,也不可能那么水到渠成、来得轻轻巧巧。是他,上承魏之强盛,下启晋之统一,成就了秦皇汉帝那样的丰功伟业,将天下万民从乱世争战之中解救出来。所以,他堪称“命世之英,非常之雄”。

  非常之人,必有非常之处。《晋书》上称司马懿“少有奇节,聪明多大略,博学洽闻,伏膺儒教。汉末大乱,常慨然有忧天下心”。在笔者看来,最能凸现司马懿善于规划自己人生的,便在“聪明多大略”五个字上。以史书资料为依据,让我们来看一看司马懿是如何施展他的聪明才智来进行人生规划的。

  古人云:“良禽择木而栖,贤臣择主而事”。在封建社会,一个人事业上的建树,主要在政治、军事方面;而在政治、军事方面有所建树,则全凭个人与上级的关系如何。所以,根据司马懿辅佐的四个君主,可以大致将他的人生规划分为四个阶段:魏武帝时期、魏文帝时期、魏明帝时期、魏少帝曹芳时期。而我们就可以从这四个时期分阶段来观察司马懿的人生规划。

  首先,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个性特色与为政风格。史书上称曹操“知人善察,难眩以伪,创造大业,文武并施”,同时又“持法峻刻,诸将有计谋胜出己者,随以法诛之,及故人旧怨,亦皆无余。”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雄猜之主”。

  另外,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导向上存在着严重的“既重才,又忌才;既用人,又疑人”的双重性。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实力,但又不允许部下的才能与实力超出他和他的后人的可驾驭范围。《三国志》上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:荆州少年周不疑,年十七,少有异才,聪明敏达,曹操欲以女妻之,周不疑不敢当。曹操爱子曹冲,亦有过人之智,可与周不疑相比。后曹冲病死,曹操心忌周不疑,欲除之。曹丕以为不可,曹操曰:“此人非汝所能驾御也.”遂遣刺客杀之。这一事例,完全证明了曹操用人路线的“双重取向”。

  司马懿对曹操这种用人导向是认识得很深刻的。当年他出山任职时因不满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叛臣行径,“知汉运方微,不欲屈节曹氏”,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罗到帐下时,他假扮患“风痹”之症作为推辞的理由,并且还以“坚卧不动”的高超演技骗过了曹操派来刺探虚实的人。但骗得了一时,骗不过一世。曹操当了丞相之后,再次敦请司马懿出仕,而且明确地发出了“若复盘桓,便收之”的威胁。这时候的司马懿,自知不足以与权势显赫的曹操相抗衡,只得“惧而就职”。君己无礼于先,臣又怎能忠事于后?!显而易见,在这种极其被动的情况下,司马懿虽已加入到曹操阵营之中,却很难马上发挥其过人的抱负与谋略。

  即便进了丞相府,司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。《晋书》上记载:“魏武察帝(指司马懿)有雄豪志,闻有狼顾相。欲验之,乃召使前行,令反顾,面正向后而身不动。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,甚恶焉。因谓太子丕曰:‘司马懿非人臣,也必预汝家事。’”可见,曹操对他的猜忌之深,达到了“必欲除之而后快”的地步。

  司马懿这时的人生规划第一个重点便是“韬光养晦,瞻前顾后,明哲保身”。他决定用自己的务实和苦干换取曹操的信任,“于是勤于吏职,夜以忘寝,至于刍牧之间,悉皆临履,由是魏武意遂安”。是啊,任何一位君主,看到有这样公而忘私、废寝忘食、尽心尽力的臣子为自己效忠,又怎会产生叵测之心以制之?曹操在最后终于接受了司马懿的效忠,并对他进行了提升,所以他能从当初刚入丞相府的“文学掾”(文牍之官)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(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)。

 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时,司马懿丝毫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历练。这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的第二个重点。他在当时的丞相府中找到了两个榜样——荀彧和曹操。应该说,在丞相府的历练过程中,他时时处处都在学习这两个榜样的长处。但司马懿注意到了这一点:荀彧作为高明的谋略家,他的长处仅仅局限于运筹帷幄之中,发展的空间太狭窄,始终只能隐在幕后,而无法驰骋疆场,登上历史的大舞台。而曹操不同,他就是一个“能谋能战”的大枭雄,他的发展空间就比荀彧更广阔。从注意到这一点开始,素怀“治国平天下”大志的司马懿学会了有计划、有步骤的自我锻炼,使自己逐步完善成为集曹操、荀彧二者之长于一体的“文武双全、出将入相”的真正强者。

  最后,我们来谈司马懿在魏武帝时期人生规划中,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笔了——扶助曹丕成为太子。《晋书》上讲他:“魏国既建,迁太子中庶子。每与大谋,辄有奇策,为太子所信重。”儒家学说里讲:“己欲立而先立人,己欲达而先达人”,司马懿为了摆脱处于中层官僚的命运,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,只要将在夺嫡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曹丕推上太子宝座,他就可以成为辅佐元勋而进入魏国最高统治阶层。于是,他想了种种策略,挫败了曹丕的政敌——曹植一党的攻击,终于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。而这一步棋的成功,直接影响了司马懿的一生。从此,他逐渐迈近了魏国的最高统治阶层。

  这一时期,从司马懿初入丞相府时的二十九岁算起,到魏武帝逝世时他满四十岁为止,他为了“一跃而起、一飞冲天”而整整耗去了十一年的时间。

  在这十一年里,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人生规划完全遵循儒家立身处世之道: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司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环节——“修身”。只有“修身”功夫做得实、做得好,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大志才不会是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

  “修身”这一课题,在司马懿看来,又可具体成“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”八个字,也就是“识时务”:根据时势的需要,密切联系实际情况,以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为导向,扎实锻炼自身各方面的能力,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考验与挑战。他最高明的一点就是——在什么时候、什么环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脱颖而出,他一向对此算计得十分精确。所以,司马懿能在魏武帝时期悄然无声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。

  他的平步青云,也真正印证了《荀子》里那段名言:“无冥冥之志者,无昭昭之明;无惛惛之事者,无赫赫之功”。

 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,司马懿当时四十岁,汉丞相、魏王曹操于洛阳病逝。当时魏王府外有前来夺权的曹彰问罪之师,内有诸路兵马暴乱之迹,而汉室遗臣们也有蠢蠢欲动之相。史书上讲:“及魏武薨于洛阳,朝野危惧”。司马懿在这个时候毅然挺身而出,“纲纪丧事,内外肃然”,用自己的卓异才识镇了岌岌可危的时局,稳定了人心,并说服汉献帝正式册立曹丕为丞相、魏王。

  他这初显身手之举,更是进一步赢得了曹丕的信任和重用。当曹丕一立为魏王,立即封他为封津亭侯,并转任丞相长史,成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
  这时,司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时处处受到压制的威胁,可以直抒胸臆大显身手。他先是策划了以魏代汉受禅的“大略”,后又为魏文帝南征而“留守许昌,内镇百姓,外供军资”,并被魏文帝称为“萧何”之材。魏文帝病重时,仍不忘封他和曹真、陈群为顾命辅政大臣,并诏太子曹睿:“有间此三公者,慎勿疑之”。显而易见,司马懿已跻身于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。

 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司马懿这段时期的人生规划:首先,曹丕能当太子、能当魏帝,出力最多、功劳最大的,应属司马懿(史书上虽没有清楚地描绘司马懿的种种谋略,这更显出了他的“阴”和“深”)。而曹丕本人对司马懿亦是非常感激,所以司马懿用不着再畏惧君主的猜忌了。加之,曹丕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历史舞台,这对他“成大器、胜大任”来说,是一种极佳的铺垫。

  但曹丕一向喜欢耀武扬威、好大喜功,自己并无军事才能,又爱征战杀伐。于是,在武事方面,司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实学,任由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君主去大出风头。但他却是埋下头来,扎扎实实担负起了丞相的重任,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树。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不想锋芒毕露,显得有些低调,这是有原因的:虽说曹丕对他极为信任,但在军事大政方面,他还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亲。而司马懿也没有必要急于显出掌握兵权的意图——“先安内,后取外”,毕竟丞相之职,对司马懿而言,亦可算是不错的平台。

  司马懿立身行事的特长,我们这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:目光远大,计谋深沉,遇事主动,办事缜密,滴水不漏,毫无瑕疵。所以,他能在曹丕时期稳打稳扎地真正崛起,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

  曹丕死时,他年龄为四十七岁。在曹丕为帝的这七年里,司马懿迎来了崭露头角的辉煌时期。但这七年里,他的舞台还不够广阔,他只是默默地在后方夯实着魏室的基业。但司马懿已不甘于隐在幕后了,他准备着走上历史前台大展身手。而这一机遇很快就要到来。

  公元227年,魏太和元年,曹丕的儿子曹睿登基为明帝。他给了司马懿表现军事才能的机会。当时,东吴孙权率领数万雄师围困了魏国的江夏城,并派大将诸葛瑾、张霸攻打襄阳城。司马懿立刻率军出击,大败吴寇,诸葛瑾逃走,张霸被斩。司马懿这一赫赫战功,立刻得到了回报,他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。

  至此,司马懿可以开府治事——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和统归自己指挥的军队,可以培植自己的力量。作为曹丕“东宫四友”之一的老臣吴质也在曹睿面前称赞他:“忠智至公,社稷之臣”。司马懿的威望,日渐隆盛。

  随着魏室最得力的宗氏大臣曹真的死去,司马懿开始在魏国军政界独领风骚。魏明帝对他的放手任用,更加有利于他文韬武略的进一步发挥。在魏明帝时期,他从一个谋臣顺利转型为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武将。他深藏不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发挥。他在明帝当政的十三年里,南平叛臣孟达,西拒诸葛亮,北摧公孙渊,招招见血封喉、凌厉之极,连吴国国主孙权也不得不为之惧服:“司马懿善用兵,变化若神,所向无前”。

  司马懿这时人生规划的重点是:用显赫的军事业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,同时利用“养寇以自重”的策略来慢慢蚕食魏室的军政基业。

  应该说,这时候的司马懿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维护魏室的一国之安,他早已开始着手实施“肃清万里,总齐八荒、平一天下”的大志与大略。他少年时代便“慨然有忧天下心”,到了接近老年时才终于获得了“为天下解忧,为万民解困”的机遇和条件。这个历程,让他苦心经营了整整三十七年!

  首先来看司马懿军事上精彩的第一笔——旬月之间擒灭叛臣孟达。他是精于使用急行军和潜行军的大师,当他陡然从天而降兵临上庸城下时,孟达还在做他的春秋大梦呢!于是,可怜的孟达便被他迅速而有力地一下扫平了,干净利落,毫不拖泥带水。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用兵特色:静则隐于九地之下,令人无从发觉;动则发于九天之上,令人猝不及防。而从他与明帝论兵时自言:“凡攻敌,必先扼其喉而捣其心”,更见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直攻敌之要害。所以,他往往是不发则已,一发必中,殄敌于鬼神莫测之际。

  但为什么到了与诸葛亮对阵时,他又怎么不采用这种敏捷、果决、刚猛的战术呢?这正是笔者要讲的——他人生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味炫耀军事才能,他要着手实施他“扫平三国,一统天下”的大略了!

 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祁山之战。这是一场持久战,司马懿从四十九岁打到五十五岁,整整打了六年,打出了诸葛亮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的千古盛誉,也打出了司马懿“扫平三国、统一天下”的雄厚资本。受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,人们总以为司马懿军事才能不如诸葛亮,处处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。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来看,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。首先,我们要弄清他俩在祁山之战的真正目的。诸葛亮的战略目的很简单:攻下中原,消灭曹魏,光复汉室。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:一、挫败蜀军进攻;二、积蓄力量,取曹魏而代之;三、养兵千日,伺机统一天下。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,让司马懿在表面上显得似乎有些被动。但根据自己的战略目的,他第一步做到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: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大的优势,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;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,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。“空城计”如果是真的史实,就验证了司马懿的这个平衡战略——所以,他宁可被部下称为“畏蜀如虎”,也不愿冲进西城小县抓住诸葛亮。真要是抓住了诸葛亮,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“兔死狗烹”的戏剧性命运了。

  第二步,司马懿实施了“偷天换日”的篡位战略。在祁山之战期间,他慢慢树立了自己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,并肃清了军中的异己分子,重用牛金、郭淮等忠于自己的将领,夯实了自己的军权基础。我们可以通过后来的历史来验证,当他的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叛魏之时,魏国大臣很少有站出来反抗的,甚至史书上都是寥寥几笔带过。曹氏政权如同纸屋一般一下就崩溃了,这个量的积累可不是司马师、司马昭当时所能造就的,应该是司马懿从掌握军政实权开始就着手为儿子们做好的铺垫。

  第三步,司马懿已在祁山之战中开始积蓄“扫平吴蜀、统一天下”的资本了。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,大战必避,小战必迎,以实战练军士,以实战养军威,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,为将来消灭吴蜀、统一天下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。而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、王昶、邓艾等人才,就是司马懿那时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。

  第四步,司马懿已着手历练自己事业的继承者——他的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。他将两个儿子带到祁山之战中,接受血与火、生与死的锻炼,为他俩将来顺利继承自己“一统天下”的事业做好了充足的素质准备。

  这四步高招,是司马懿在祁山对峙中真正的事业,也是他这段时期人生规划中的神来之笔。虽然,他在和诸葛亮的对抗中,似乎没有取得表面上的胜利,但他的所有战略目的都达到了。这便是他的最大胜利——更何况他还拖死了积劳成疾的诸葛亮。

  诸葛亮死后没多久,司马懿刚一返回朝廷,又被曹睿派往辽东攻打公孙渊。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远征战役,但用兵如神的司马懿只率四万人马,“往百日,返百日,攻百日,以六十日为休息”,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,便彻底扫平了公孙渊,巩固了魏国的后方。

  而这时曹睿已身患笃疾,一场朝廷权力交接战又拉开了帷幕。司马懿煞费苦心安插在明帝身侧的“内应”——魏中书监刘放、中书令孙资拼死力争,将远在万里之外得胜归来的司马懿再一次推上了顾命辅政之位。至此,身为“三朝元老”的司马懿重返魏国政坛,新的征程在他脚下延伸开来。虽然这时司马懿已年满六旬,但他雄心不减当年,积极准备着继往开来、再创辉煌。吴国、蜀国此刻才深深感到了司马懿的巨大威胁,然而一切都晚了,他们国中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司马懿对敌了。

  魏少帝曹芳时,司马懿已站到了权力的顶峰。这个时候能够阻止他大展雄才的人应该没有了。他挟“四朝元老”之威望,负“伊尹、周公”之才德,谁也不敢和他的远见卓识相抗。他在魏国军政大事上的每一次决策和行动,都是完美无缺的。

  但另一个顾命辅政大臣曹爽却害怕司马家族终有一天会垄断朝政。于是他用了“欲抑先扬”之术,敬事司马懿如父,推举他为“太傅”,外示尊崇,而实则夺了他的军政大权。

  司马懿处空名而无实权,一晃就是十年。在这十年里,他处处示弱,隐忍不发,静观其变。果然,曹爽志得意满之后走向了狂悖与淫慢。他作威作福,秽政横行,以致大臣离心、物议沸腾,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。

  这是司马懿无法忍受的。他可以忍受曹爽夺权,也可以忍受曹爽胡作非为,但他绝不能忍受曹爽毁掉他辛辛苦苦为魏国夯实的“一统天下”的大业根基。他为自己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大志已不懈奋斗了近四十年,怎么可能让无知小儿曹爽来阻断!

  于是,“高平陵事变”不可避免地发生了。曹爽一派被司马懿用雷霆手段一举摧灭。

  司马懿在最后处置曹爽时,用了“斩草除根”之法,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。这一举措甚至招致了他的好友蒋济的反对。但他必须这么做。只有不留后患,才能保证朝局的稳定啊!况且,司马懿已走上了一条与曹魏政权决裂的不归之路。

  公元251年,魏嘉平三年,司马懿已七十二岁了。他在除掉最后一个政敌王凌后,病死于洛阳,真可谓“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”。

  司马懿临终前,把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叫到榻前说:“吾事魏历年,官授太傅,人臣之位极矣;人皆疑吾有异志,吾尝怀恐惧。吾死之后,汝二人善理国政,慎之!慎之!”

  对于司马懿所言的“慎之”,也许有两层意思可以理解:其一是让二子善理国政,不可以心生异志;其二是让二子善保国政,不可轻易托付他人。但是无论司马懿本人有没有异志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通过他的不懈经营和艰苦努力,已经为后人的事业创造了最佳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条件。司马懿死后,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,总领尚书机密大事。从此对于曹魏而言,皇帝之势微而国家之势强,军政大权,尽归司马氏专断。

  “山海争水,水必归海,非海求之,其势顺也。”继司马懿之后,呈现在司马昭、司马炎面前的天下大势,可谓“居高视下,势如劈竹”。他们所要做的,只是顺流而下,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。

  公元262年,魏将邓艾偷渡阴平、奇袭成都得手。次年,蜀后主刘禅降魏,至此,蜀汉政权历二帝,前后42年,终于宣告结束。

  公元265年,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魏主曹奂禅位,司马炎登基,改国号为晋;公元280年,司马炎进讨吴国,吴主孙皓降晋,吴国灭亡。从而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七十二年的混战局面,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“三分归晋”。

  司马懿是一个集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权谋家于一身的儒家奇才。当然,这是他成功之后,人们给他定的性质。

  人们会说,儒家以“忠孝”为本。司马懿本就不是魏之纯臣,也不尽忠于曹氏,怎么还能说他是儒家奇才呢?其实,儒学的根基是一个“仁”字。司马懿除魏之苛政、抚民于安乐,这不是“仁”吗?司马懿消乱世之纷争,统一天下,拯万民于战火之中,这不是“仁”吗?——“仁”比“忠”更大呀!这才是真正的儒者应持的观点。

  司马懿从一个有志有才的青年,到一个内政军事名满天下的奇才,再到一个治国平天下的英雄。这完全应归功于他的人生规划做得完美无缺。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机遇期里,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出手,而且一抓就是硕果累累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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